断章(北平无战事,方崔)

断章


台湾,一九九八年初夏。

阳光星星点点洒在林荫蓊郁的小路,早蝉跟在耳边叫着。何煦之背着书包,一蹦一跳往山上去。树根下冒出一簇簇淡紫色的鼠尾草,小姑娘被吸引了目光,刹住脚步蹦到路边,弯腰探手碰一碰,歪脑袋想一想,终究又没有摘。

山路已弯过一弯,弯出一处小亭子,老松掩映的柱子上红漆斑驳。有个十分熟悉的背影站在亭子里。

“方爷爷!”

何煦之开心地蹦过去,向着老人大声唤。

老人有快八十岁了,脊背依旧挺得笔直,在这山腰亭子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风景。听到呼唤,他很快回过头来,小姑娘一看咯咯笑了——老人戴了副墨镜,和风霜覆鬓的白发一比,竟显出点他这年纪少有的倨傲与潇洒。

“煦之,来。”老人说,待小姑娘跑到身边便将她一把抱起,驾到肩上坐着。

“爷爷……等……哎呦!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我爸爸说了不能和您这样闹。他说您一大把年纪了——”

“谁一大把年纪了?”

小姑娘咬咬嘴唇诺诺不语了。

“混小子。”老人说,语气中却并无责怪的意思。

何煦之搂住老人的脖子,极亲密地贴住他。从亭子里望出去是一片极开阔的天空,远处的海平面在阳光下平静如镜。

“方爷爷,你在看什么?”

“看海的那一边。”

“太阳好刺眼。”

“所以爷爷戴墨镜。”

小姑娘歪头想:“是太阳亮一些,还是月亮更亮一些呢?”

“煦之说呢?”

“是月亮!白天那么亮,根本不需要太阳嘛。晚上很黑,月亮能照见路,才最厉害。”

“真聪明。”

“爷爷,给我唱个歌吧。唱你老哼的那首。”

“哪首?”

小姑娘撒娇般扭了扭:“月圆花好。”

老人爽朗的笑声从亭子里飘出,山路无人,绿树葱茏。


台湾,二零零六年秋。

雨下得没完没了,何煦之刚打开车门,已经觉得潮气穿过衣服透进了毛孔。

一个电话把她从台北的学校里急急叫回来,车一路开到山脚墓园,她跳下来,在雾一般的雨丝中奔跑,雾雨打湿了她的衬衣,打湿了她的马尾辫,她一直跑,直到那座灰色的石头墓碑出现在眼前,她父亲站在墓碑旁向她招手,面目在雨中遥远而模糊。

她一下子放慢了步伐,墓碑上的照片在看着她,用从小到大一直看着她的那种目光。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几个字,声音却哽咽地连自己也听不清。

“挺起腰来,站好了,向方爷爷问个好。”何父说。

何煦之听到,拿手背抹抹眼睛,挺直了背。何父原来是军人,虽然已经退了伍,仍惯于严格要求她。她记得父亲站岗的时候,一动不动,哪怕是蚊子飞进眼睛里也不动一下。方爷爷也有这个本领,玩什么木头人游戏,谁也玩不过他们。当年,煦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,方爷爷一家人从大陆,从一个叫北平的地方来到台湾,那时候方爷爷还不是爷爷,那时候主掌方家的是更上一辈的爷爷,据说那天他拉着妻子的手,走进山腰的带警卫的小院子,不卑不亢,不惊不惧,即使走进那院子,就不能再迈出去。

何父的父亲就是那群小警卫的其中一个,和与方家同行的那位大学校长的女儿同姓。两家人是如何熟起来已经不必再提,何煦之只知道,连自己的名字都是方爷爷给起的。

方爷爷,全名叫做方孟敖。他说:煦字,温润,明亮,好。煦之,这个名字会照拂着你,走多长的路都不怕。

还有那一长串的故事,从方爷爷口中讲出,他不对任何别的人讲,只对这个自己起过名字的懵懂的小女孩。杭州,北平,台湾,战争,信仰,生命。孩子纯真的眼珠里只有蜻蜓荷花珍珠草,故事一遍一遍,虽不比童年游戏吸引,却渐渐在她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迹。

当然,还有那支歌,他们一家人最喜欢唱。浮云散,明月照人来……

可现在呢?

现在故事、歌谣,全被尘封进那个灰蒙蒙的墓碑。

何煦之立在雨中,想,我的名字,也是一件遗物。

何父走过来,把一个木箱子交给她,这是真正的方爷爷的遗物,托付给名叫何煦之的,一九九一出生在台湾的,祖籍杭州的女孩。

墓碑上没有墓志铭,他的一生不需要注解。

何煦之蹲下身,在地上放了一支白色鲜花。她无声背诵道:

“我的丰功伟绩,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,铭刻于大理石上,镌于木板上,永世长存。当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,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。”


上海,二零二零年春节。

何煦之手下忙个不停,一根擀面杖来来回回,在案板上摊开薄而圆的白面皮。电磁炉上壶水正烧开,她喊先生来帮忙,小女儿跟着一起跑进来,软软的小手捏住她围裙边角,踮脚送来一颗花生糖,她弯腰去就,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,谈笑的声音,时不时穿过门飘进厨房,混在荠菜猪肉的香味里。

先生洗过手,也来帮忙包饺子,几个褶一捏,圆圆胖胖往案上一坐,很有些珠圆玉润的吉祥味道,她笑着夸了几句,夫妻俩聊起天来。他们初结婚那会儿,这上海男人还惊讶地问他的台湾妻子,如何能做得一手地道北方水饺。每提起这事,何煦之都要暗自得意——那可是和老北京方家的爷爷奶奶学的本事。

正走神,先生忽然问:

“一直忘了问你呀,你从台湾带来那只小箱子,还要不啦?”

何煦之一愣,赶忙说:“当然要!”

先生温温柔柔笑了:“说得倒很珍惜,却只搁在柜子上落灰。前两天大扫除,帮你擦了擦,你自己再打开看看里面的东西还好不好。”

何煦之脸一红,她确实是很久没打开那只箱子了。方爷爷去世后她带着它回到大陆,先在杭州住了一段日子,这就遇见了现在的先生。她不得不相信箱子里有冥冥中的缘,牵着并不遥远的海峡两岸,但其实箱子里不过只有一张相片,一只笔,一本日记——都属于那爽朗挺拔的老人。何煦之有些恍然,仿佛还是台湾阳光明媚的夏天,老人一把将她抱上肩头——

煦之,来,方爷爷给你讲个故事,你听得认真,就带你看爷爷的宝贝。

那些故事她放不下,硬要将它们带回大陆来,应着方爷爷的话,那是属于杭州的,属于上海的,属于北平的。

不是属于台湾的。

她甚至不仅想将它们带回来,还想将它们记下来,写出来。她录了几十页稿子,一并放在木箱子里,可是再后来她成了家,箱子被摆在书柜顶上,一摆就忘在一堆生活琐事里。她有了归属,却忘了找它们的归属,真是不该。

何煦之恼着自己的大意,心里想着于此有关的地名线索,嘴上冒出一句:“什么时候也带媛媛去北京玩玩吧?”

先生倒是很自然地应道:“好啊。”

上海有烟花禁令,只有电视节目里的爆竹声响成一片。何父这一年终于能放下台北的生意,来陪女儿和外孙女,饭后两边的父母聚在屋子里聊天,年夜过得热闹。

先生和媛媛在为一颗瓜子玩游戏,何煦之擦干了手,隔着几步望着她的家人,悄悄转身去了书房。

站在凳上取下那只箱子,她拧亮台灯,小心地打开旧锁。箱子里最上层是一叠稿纸,她的稿纸。她拿出来翻到故事中断的地方,想继续写下去,笔却落不下。她的目光不觉又往箱子里的旧物移去,紧接着看到一只相框,相框是后来换过的,照片却已经很有年头了,何煦之取出它来,抚着左右两边的人的身影,这是方爷爷,这是……

这是崔中石。

她熟稔又尴尬地称呼着他的名字。方爷爷在那些故事里永远只说,崔中石。说到年龄,这也是一位爷爷,但爷爷们老去了,皮肤上打着老态龙钟的皱褶,眼神混沌,言语混乱,而崔中石却永远是一九四八年黎明之前的模样。

在重叠往复的年月里,何煦之曾一次次地回忆童年时所听的故事。她渐渐明白那不是故事而是历史,是关于一个人,一个家,一个国的历史。是对她来说,不算遥远,但很陌生、几不真实的历史。每每回忆,除了内容,显现的还有方爷爷说故事的语调,像播放老唱片时的怀旧感,像灯火荧辉的大背景下一抹夕阳般的橙红。

何煦之曾梦见过一次崔中石,在她十二岁那年,很奇怪地,梦见一个素昧平生早已亡故的人。她梦见他站在明月装饰的窗前,穿一件绸布长衫,像方爷爷的描述里他们最后见面那件,浅灰色,领子立地精神。薄薄的月光雾一样朦胧,雾一样流动——就在那金丝眼镜的边框上流动。清明的目光透过镜片,让何煦之觉得他像一位老师——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。他就像是那种令你不再疑惑的人。走近一点,看得更清楚了——他嘴角还噙着点温和的笑,是她不曾见过却早已熟悉,和凝固的照片里一般无二的笑。

他就像从那老相片中走出来的。

奇怪的是,自从梦见过崔中石,相对于对几不真实的过去的时代,他对何煦之来说,反而变得真实了起来。

他的生,他的死,前者模糊,后者清晰。可清晰映照了模糊,她知道他是怎么死的,为什么死,就也知道了他是怎么活、为什么活。在西山的一段老墙上有一颗弹孔属于他,是这世界上真正属于他的寥寥几样东西之一。一生清贫,一生富有,他的肉体萎缩而灵魂丰盈。

可惜梦只有这么短,短得只够一回首,短得像一次前世的闪回。有时候她觉得,这是自己偷了方爷爷的梦,从他讲了又讲,讲了几十遍的北平旧事里偷来的梦。梦的是他们策划之中的相遇,意料之外的相知,短暂的相处,永恒的相离。两具完全不同的躯体里的魂魄,发出让江海相唱和的共振,在一九四六年的夜幕之下,月华如心声,孤独圆满,万古相照。

回忆在这一刻戛然而止,这是上海二零二零年的春节,不是一九九八年的台湾,更不是一九四八年的北平、一九四六年的杭州。

何煦之把照片摆在桌上,笑着站在镜头前的两个人,此刻也含着笑望着她。

温柔地,默契地,笑着,也沉默着。

正如方爷爷谈论那些往事时偶尔也会有长久的沉默。

方爷爷给她起名字的时候说:煦字,温润,明亮,好。煦之,这个名字会照拂着你,走多长的路都不怕。

何父说,你方爷爷浪漫不浪漫?看他给的名字多有诗意。但你别以为他只有浪漫了,他是一个兵,抗战时打鬼子飞机的兵。热血雄心的浪漫才是真浪漫,大浪漫。你要好好学着点。

小时候何煦之只有似懂非懂,直到她听着方爷爷讲的故事渐渐长大,于是渐渐明白了,珍贵的不是字,而是这个字背后温暖皎洁的灵魂。

照拂着一个人的也不是名字,而是另一颗遥远却温柔的心。

在浩瀚寂静的旷野中,如果真有那样一颗心、那样一个灵魂,它是如何无声无息地消没在了天地之间的?它是为了什么,它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?

何,煦,之。

为何在漆黑的寒夜中,仍能有星月光芒彼此照耀?

何煦之接着取出箱子里的物品。台灯泛黄的光照着泛黄的纸页,她翻开日记本,想象着方爷爷就是坐在这样的灯光下,在台湾那间老屋子里,轻轻拔开一只旧钢笔的盖子,在纸上写下胸臆间掩埋了五十年的诗。那时他们一个埋骨于无名土堆下,一个远渡于万里异乡中,窗外风雨大作,树叶拍打着玻璃,年迈的老人孤独的身影映在墙壁上,墨水下流淌的心痕渐渐干涸。诗写完了,方爷爷也忽然变成了照片里年轻的方孟敖,双手插在口袋中,紧挨着身旁戴眼镜的斯文青年,笑得骄傲而腼腆。五十年又二十年的时光不复存在,一切都回到故事最好的那一天,那是在杭州,他们初初相识,有崭新的信仰,有坚定的未来,有诗,有歌谣,歌谣唱道:月圆,花好,人长寿……

但就在那同一天,他们却又讨论了生与死。讨论照耀,讨论熄灭,讨论信仰与重生,讨论爱与灭亡。他们中的一个必定吟颂了《葬我》:

葬我在马缨花下,

永做芬芳的梦——

葬我在泰山之巅,

风声呜咽过孤松——

有多少人是还活着就想好了死?死是一瞬间的事,决定死也是一瞬间的事,这一瞬间却由千千万万个生的瞬间组成。马缨花不懂得凋谢的凄凉,花是为了长好而开放的。人却懂得死的伟大,因为人并不为了长寿而活。命运在那时已经迈出脚步往既定的方向走去,西山的子弹击穿胸膛,一去无还的飞机降落于海水隔断的岛屿。这都是早已写就的秘密。未来,就写在过去的密码中;结局,就写在初见的那一刻。

何煦之和任何已经远离那段历史的人一样,已经无法从海洋中打捞出一块如此渺小的碎片,记录一九四六年月圆的夜晚。她只能翻开日记的最后一页,去读方孟敖微微颤抖,却力透纸背,仿佛从历史中直刺而来的笔迹。

是日夜的回忆与领悟,是关于生死与信仰的体会在心底扎下的深根,是方孟敖最后写给崔中石的断章。

两个声音在念,或许更多的声音在一起念:


葬我,在明月光中

子弹尖啸过铁幕

热血洗净黎明

葬我,用一段蔼蔼清晨

朝日从海上升起

鸟鸣,风吟——

天地澄清


何煦之轻声跟着念读,在美满祥和的大年夜,泪水忽然盈满了眼眶。

房间门悄悄打开了,先生站在门口说,快来,晚会上正在唱你最爱的歌呢。

不用站起身,她已经听到客厅里的电视机声合着媛媛清澈的童音袅袅传来:


团圆美满,今朝最。

 


 

 



 


 

 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粗糙而杂乱,但终于写完orz。某天等地铁的时候,脑子里突然冒出了最后那首短短的断章,于是为它写了这篇文。


“幸福之日与幸福之时代必将到来。”


附:朱湘《葬我》全诗


葬我在荷花池内,

耳边有水蚓拖声,

在绿荷叶的灯上

萤火虫时暗时明——


葬我在马缨花下,

永做芬芳的梦——

葬我在泰山之巅,

风声呜咽过孤松——


不然,就烧我成灰,

投入泛滥的春江,

与落花一同漂去

无人知道的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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